臨檢護狗搜索汽車事件：符合無令狀搜索？－Dr. Lee的部落格

護狗嗆警遭認妨害公務 警方執意搜索汽車

繼日前盤查客委會主委李永得事件後，又再爆發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夜晚於辛亥路一段地下道前設路檢站臨檢時，開車路過受檢的陳姓男子因擔心後座愛犬已高齡15歲左眼罹患白內障若遭強光照射恐會失明，便對二名執勤員警說：「臨檢可以，不要拿手電筒照射車內。」其中一名員警隨即回說：「照又怎樣！就是要照！」並要求陳男將車子熄火和出示駕照。

陳男配合二警要求，出示駕照和行照後，又遭命令下車，開始覺得警方有意刁難，為求自保，下車後便打開後車門取出DV錄影機並要求看警員編號。當時站在車頭的一名王姓員警見他拿起DV就大喊：「你給我幹什麼！」，欲搶奪陳男手中DV，陳男回答：「什麼幹什麼？我有兇你嗎？」王警便喊：「你說幹什麼，你說幹！」將其當成公然侮辱和妨礙公務的現行犯，壓制在地。隨後，仍針對陳男車輛（包含車內及後車廂）進行搜索，但查無任何不法。

陳男女友謝姓女子認為警方此一搜索為濫權違法搜索，便拿起DV拍攝警方搜車過程欲留作證據。警方發現謝女拍攝搜車過程後，便稱DV也是證物必須扣押，要求謝女交出DV，謝女不從因此發生拉扯扭打情事，謝女右肩大片瘀傷。最後，陳男和謝女被帶回派出所，被警方依妨礙公務、公然侮辱、傷害等罪名，將陳男移送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諭陳男1萬元交保，他交保後便立刻與女友到醫院驗傷，對王姓等3名員警提出傷害、強制、公然侮辱等告訴。

事涉汽車搜索與附帶搜索合法與否等問題

雖然跟李永得盤查事件一樣都涉及警方臨檢盤查，不過，上開臨檢護狗搜索汽車事件則因進一步針對汽車進行搜索（甚至可能涉及附帶搜索），因此，已非單純臨檢與盤查或攔阻與搜身（stop and frisk）的議題而已，而另外涉及「汽車搜索（automobile searches）」的特殊問題（乃至於附帶搜索（Searches incident to a lawful arrrest）合法與否的問題）。茲因美國法對「汽車搜索」有區分不同情況作比較詳盡的探討，故以下即以美國法探討作為思維導引，主要以是否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構成不合理搜索（探討原理）為中心。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人民對其身體、住宅、文書及財產，享有免於受不合理搜捕、扣押的非法侵犯之權，而非基於相當理由且經宣誓或代誓宣言，並載明搜索之場所、逮捕之人或扣押之物，不得簽發搜索令、逮捕令或扣押狀。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在美國，搜索原則上應依令狀，無令狀搜索之例外，除了「附隨於合法逮捕的搜索（Searches incident to a lawful arrest）」及「基於被告承諾（consent）的搜索」二項以外，還有幾種較受限制的無令狀搜索是憲法所允許的－因有特殊因素較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所考慮的情況更重要時，乃因此得正當化警察的侵入。這些情形包括：(1)緊急搜索或因「緊急情況」而正當化的搜索（Emergency searches or searches justified by " exigent circumstances "）；(2)車輛搜索（automobile searches）；(3)因緊急追捕所為的搜索（searches in " hot pursuit "）；(4)運輸中貨物的搜索（search of goods in the course of transit）；(5)郵件搜索（mail searches）；(6)邊界搜索（border searches）；及(7)攔阻與搜身（" stop and frisk " searches）（See：Rolando del Carmen, Criminal Procedure and Evidenc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p.40）。在本案，主要即涉及「車輛搜索（automobile searches）」的特殊因素。

汽車搜索的根據：機動理論及較少隱私期待理論

其中，有關「車輛搜索」之例外，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25年Carroll v. United States, 267 U.S. 132 (1925)一案中創設汽車搜索無須令狀之無令狀搜索的例外，主要是根據所謂的「疾駛中目標原理（” fleeting targets ” rationale）」或稱「機動理論（mobility theory）」，認為「汽車的機動性造成緊急情況，要求警方聲請搜索令恐緩不濟急，汽車可能疾駛逃離現場甚至轄區，且既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可以相信車內藏有證據（此案為私酒），聲請亦必然獲准，無非多此一舉」（日後才多出「隱私期待較少理論」，蓋：直到1967年Katz v.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1967)判決才指出：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保護的是「人（對隱私的合理期待）」而非「場所」）。

有關「汽車機動性」之議題，1970年Chambers v. Maroney , 399 U.S. 42 (1970)判決認定，「警方經搶劫案報案在某停車場攔截車輛合法逮捕四人後，將車輛扣押開回警局才搜索，因當時已經午夜，又在昏暗停車場，雖在警局但仍具機動性」，而1971年Coolidge v. New Hampshire, 403 U.S. 443 (1971)判決則嚴正宣示，「警方因謀殺案有相當理由逮捕被告，且有相當理由搜索汽車，有充足時間聲請令狀，已不具緊急性、已無機動性，故其將汽車拖往警局後第二天、將近一年後、將近一年二個月後的三次搜索均屬違憲」。

至於「汽車內容器」，1977年United States v. Chadwick, 433 U.S. 1 (1977)判決認為，「警方以嗅毒犬察覺有相當理由得認火車托運的箱子內有毒品，於被告等抬放置於汽車行李箱時，逮捕被告並將箱子帶回警局搜索，暫行性扣押乃屬合法，但無令狀搜索則違憲，蓋已無機動性」。1979年Arkansas v. Sanders , 442 U.S. 753 (1979)判決亦認，「警方有相當理由相信被告攜帶之手提箱內有違禁物，當其坐上計程車被警方攔住，當場扣押手提箱並予打開搜索，扣押固屬合法，但無令狀搜索則違憲，蓋已失機動性」。

惟1982年United States v. Ross, 456 U.S. 798 (1982)判決則針對「汽車搜索」認為，「警方得可靠線民密報被告將毒品置於汽車行李箱內，便攔阻汽車並搜索，發現武器而逮捕，打開行李箱發現紙袋及一皮包，打開紙袋發現毒品，扣押皮包帶回警局打開發現販毒證據3200美元，只要警方有相當理由對汽車為無令狀搜索時，對其內的任何部分或容器均得搜索」。1991年California v. Acevedo, 500 U.S. 565 (1991)判決更統一見解認為，「警方有相當理由認定被告攜帶紙袋內有毒品駕駛汽車而加以攔阻後搜索，無論是對汽車或容器有相當理由，皆得為無令狀搜索」。然而，汽車有機動性，容器並沒有（尤其被警方扣押後更是如此），因此有不少學者質疑，更有些州依州憲法解釋認為，警察隊汽車內之容器，仍應取得令狀後，始得搜索（參王兆鵬，論汽車之搜索，氏著搜索扣押與刑事被告的憲法權利，翰蘆2000年9月，233-237頁）。

綜合上述可知，針對「汽車搜索」而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再擴張汽車搜索之無令狀例外，甚至及於汽車內容器之另一物件（effect），但亦有不少反對意見，甚至不為下級的州法院所採。

本案員警之汽車搜索 似並無緊急情況或其他特殊因素

回到本案，按照當事人陳男的描述，大安分局設路檢站臨檢，員警命陳男熄火出示駕照行照受檢無誤後，又令其下車，因陳男拿DV欲蒐證，才以陳男稱「什麼幹什麼？」涉及公然侮辱及妨礙公務為由而加以逮捕，並進行搜索。亦即，警方並非是臨檢過程發現有何異狀（諸如：內有毒品氣味或發現武器或其他異狀），而針對「汽車」或「汽車內容器」產生「相當理由」，據此而欲對「汽車」或「汽車內容器」進行搜索（事後，搜索汽車並無發現任何不法，某種程度，亦可佐證警方並無「相當理由」）。

換言之，無論按照台灣法或美國法，本案警方似乎並無具有「汽車搜索」之緊急情況（exigent circumstances）的無令狀搜索例外，亦並無上述其他「特殊因素（special factors）」的無令狀搜索例外，因此，顯然並不符合無令狀搜索之例外，便有可能構成非法搜索。唯一可能的例外，或許是「附帶搜索」，故，茲再接續探討如下。

附隨於合法逮捕後之附帶搜索三部曲

1969年Chimel v. California, 395 U.S. 752(1969)判決建構了附帶搜索原則的基礎架構。警察在Chimel家裡逮捕他，說要「看一看（look around）」，卻對他的三房住宅（包含閣樓、車庫及小工作室）全部進行搜索。Chimel判決指出合法逮捕後之附帶搜索兩個正當化的根據：逮捕後，警察為移除隨後可能發現的武器（to remove any weapon）以防止被逮捕人抗拒逮捕或便利其脫逃所進行的搜索，即具有合理性（reasonable），否則，警察的安全將有危險，並將使逮捕受挫。另外，警察搜索並扣押被逮捕人身上的證據（any evidence on the arrestee’s person）以防止隱匿或湮滅（concealment or destruction），亦完全具合理性（entirely reasonable）。至其範圍，則當然是以被逮捕人可能觸及以抓取武器或證據物件為原則。充足正當化的根據，因此是「搜索被逮捕人及其立即控制的範圍（within his immediate control）」，意即其可能取得武器或湮滅證據的處所（the area from within he might gain possession of a weapon or destructible evidence）。據此判定本案無令狀而廣泛的搜索Chimel之住家並不符合此項例外，蓋其並無保護警察安全或保全證據的必要。

1973年United States v. Robinson, 414 U.S. 218(1973)判決則是針對被逮捕人進行搜索之文義的分析。警察以Robinson駕照已被吊銷仍駕駛為由而將其逮捕，並根據警察局的要求依法對其搜身，在其口袋搜到並取出一項物件，結果原來是「一包已經壓皺的香菸盒（a crumpled cigarette package）」，其後打開發現14顆白色硬膠囊丸（14 gelatin capsules of white powder），經分析後證實是海洛因（herion）。Robinson判決指出，警察就有關如何對被逮捕人進行搜索有必要快速即時決定，因此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並未要求對搜索的每個步驟進行分析。根據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基於相當理由進行拘禁性逮捕（custodial arrest）乃屬合理的侵擾，該侵擾既屬合法，則附隨於合法逮捕的搜索即不需要額外的正當化事由。合法逮捕既然支持警方進行搜索，則在合法的拘禁性逮捕後對被逮捕人進行完全的搜索（a full search），不僅是增修條文第4條要求令狀的例外（an exception），而且是憲法下「合理的」搜索（a “reasonable” search）。

2009年Arizona v. Gant, 556 U.S. 332(2009)判決為合法逮捕後附帶搜索三部曲的最終章，則分析被逮捕人之車輛的搜索。與United States v. Robinson相同，其確認在附帶逮捕例外下乃為保護警察的安全及證據保全之Chimel法則。結果認定Chimel v. California判決僅是授權警察「當被逮捕人有危險性，且其在搜索時得觸及乘客座席的部分」才能搜索車輛。不過，Arizona v. Gant判決額外提出無令狀搜索車輛乘客座席一項獨立性的例外，即「當警察合理相信與被逮捕之犯罪有關的證據可能在車輛中被找到」。而這項獨立例外事由，並非源自Chimel v. California判決，而是源自「車輛的獨特情況（”circumstances unique to the vehicle context”）」。

關此，再追本溯源可知，1981年Belton判決開始承認「附帶搜索汽車」，允許「得對車輛乘客座席（passenger compartment）進行完全的搜索」（New York v. Belton, 453 U.S. 454 (1981)）、2004年Thornton判決還擴張Belton 判決到「即使警察尚未接觸到被逮捕人，亦得附帶搜索」（Thornton v. United States, 541 U.S. 615 (2004)）、2009年Grant判決則同意「當被逮捕人有危險性，且其在搜索時得觸及乘客座席的部分」（Arizona v. Gant, 556 U.S. 332 (2009)）。

綜合上述可知，針對「附帶搜索」而言，依美國法，聯邦最高法院頗有擴張附帶搜索之無令狀例外的情形，不過，物極必反，現在又有復古回歸Chimel法則的態勢。

例如，針對警察得否在無令狀的情況下對於被逮捕人遭扣押的手機搜索數位資訊（without a warrant, search digital information on a cell phone seized from an individual who has been arrested）？或說警察得否對被逮捕人的手機進行合法逮捕後之附帶搜索（searches incident to lawful arrest）？最近，在由首席大法官John G.. Roberts Jr.執筆的Riley v. California & United States v. Wurie, 573 U.S.___ (2014)判決中，便採否定見解，要求應取得搜索令狀。關此，即頗有回歸Chimel法則的趨勢。

本案之情況，似亦無合於合法逮捕後之附帶搜索

根據上述美國法Chimel法則的要旨觀之，之所以允許警察得於合法逮捕後進行必要之附帶搜索，主要乃在排除兩項風險：「危害警察的安全」及「湮滅證據」。反之，倘若並無「危害警察的安全」及「湮滅證據的可能」的情形，即應無附帶搜索之情況，因此所進行的附帶搜索，便即可能違法。

縱令是按照上開Belton判決及Thornton判決，承認得對汽車為附帶搜索，不過，從憲法保障人權的角度而言，此時亦應以被逮捕人具有危險性為前提為是，此觀嗣後的Grant判決強調及此，即可證明。

再回到本案，按照當事人陳男的描述，大安分局員警係因陳男拿DV欲蒐證，才以陳男稱「什麼幹什麼？」涉及公然侮辱及妨礙公務為由而加以逮捕。亦即，警方並非是因逮捕過程發現陳男有「危害警察的安全」及「湮滅證據」的危險或因對「汽車」產生相當理由，據此而對「汽車」進行搜索（事後，搜索並無發現任何不法，某種程度，亦可佐證警方並無「相當理由」）。

換言之，無論按照台灣法或美國法，本案警方似乎並無具有「附帶搜索」之情況，而依Grant判決亦應是因被逮捕人有危險性才進行汽車搜索（否則，亦應對汽車搜索再進行深入檢討），如此而言，本案警方似亦不符合附帶搜索之無令狀搜索的例外，因此，仍有可能構成非法搜索。